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因为近期出门诊,常遇到因为体检验血发现肿瘤标记物CA72-4升高的病人。病人十分焦虑,认为自己肿瘤标记物升高就是得了恶性肿瘤。其实大可不必!!!下面就来谈谈CA72-4的相关知识。 CA72-4是体检套餐肿瘤标记物中的一项。虽然被称为肿瘤标记物,实际上正常人血清中也会含有,只是含量较低。而在胃癌患者中CA72-4升高较为常见,在其他多种恶性肿瘤,例如卵巢癌、结直肠癌、胰腺癌、胆囊癌等,也已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升高。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没患肿瘤CA72-4也可能会升高。 1、 服用某些药物,可以使CA72-4升高。根据文献报道,这些药物包括:治疗通风的药物(例如:别嘌呤醇)、非甾体类抗炎药(例如:芬必得)、激素类药物、某些重要(例如:冬虫夏草、苦参、海螵蛸)。 2、 服用某些保健品也可能导致CA72-4升高。例如:螺旋藻、灵芝孢子粉等 3、 许多常见的良性疾病也会引起CA72-4升高。例如:胃炎、胆汁反流、肠炎、痛风、胰腺炎、良性妇科疾病等等。 此外,老年人、肝肾功能异常的病人、孕妇等,均可能CA72-4升高,其他还有因进食某些野生蘑菇导致CA72-4升高的报道。 总而言之,体检发现CA72-4升高不必慌张,特别是在您没有什么其他不适的情况下,患上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实际上CA72-4仅仅可以用于对已经确诊了恶性肿瘤的患者进行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确诊的依据。因此,理论上CA72-4不适用于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那么最后的问题是体检CA72-4高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仅仅是CA72-4单项升高,没有其他任何不适,那就先看看自己服用上述那些影响CA72-4升高食物、药物及保健品,有的话先停止服用,一个月后复查CA72-4水平,那时可能CA72-4就恢复正常了。如果伴有相应的腹部不适症状,则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例如肠镜、胃镜等。 总结:CA72-4升高在正常人中很常见。CA72-4高了不等于胃癌。肿瘤标志物升高不等于有肿瘤;肿瘤标志物低也不等于没有肿瘤!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胃肠胰腺外科(胰腺疾病诊治中心)经验简介胰腺位于人体上腹部,胃后方,靠近脊柱。胰腺的主要功能是分泌富含消化酶的胰液消化食物和调节血糖。由于“隐居”在腹腔深处,所以当胰腺上长出异常的肿物时往往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只有当肿物长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腹痛、腹胀等不适。这也是胰腺肿瘤不容易早期发现的原因之一。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以及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无症状的胰腺肿物在体检时或因其他疾病做检查是被发现。一旦发现,病人往往面临两个问题:①我的胰腺肿物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②我的胰腺肿物该手术切除还是可以观察变化?以上两个问题要想得到答案,您需要去看经验丰富的胰腺外科医生。因为胰腺肿物的诊断、性质的鉴别、手术的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可以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既能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又不会盲目等待观察,延误病情。一旦发现胰腺肿物,往往需要一系列进一步检查帮助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最重要的化验检查是血CEA和血CA19-9。其它化验检查还包括:血转氨酶、血胆红素、血糖等。最重要的影像学检查是腹部强化CT和/或腹部强化核磁共振检查。根据病情有些病人还需要做超声内镜、十二指肠镜、PET/CT等检查。在我中心,对于以外发现的胰腺肿物要根据一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一、病人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年龄和性别对于胰腺肿物,特别是胰腺囊肿肿物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例如患胰腺黏液性囊腺瘤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瘤老年男性多见、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多发生于年轻女性…而年龄和身体状况(是否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决定了病人的手术风险。高龄、身体状况差的病人对于手术需要谨慎选择,手术前需要详细周密的术前检查,全面的评估身体状况和手术耐受性。二、胰腺肿物的部位,按部位划分,胰腺肿瘤可以分为位于胰头部和胰体尾部两大类。如果肿物位于胰头,容易压迫胆管和十二指肠,导致梗阻性黄疸或十二指肠梗阻。如果肿物位于胰体尾部则不宜觉察,肿物长大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腹痛不适等表现。胰头部胰腺肿物手术切除过程比较复杂,可能需要切除胰头、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胃、部分胆管(包括胆囊),手术对身体状况要求较高,术后恢复较慢,并发症发生几率相对较高。胰体尾部肿物需要切除包括肿瘤在内的部分胰腺,有时需要联合切除脾脏。手术过程较胰头部肿物切除手术简单一些。三、胰腺肿物的影像学特点。强化CT和/或强化核磁共振检查是判断胰腺肿物性质最常用的手段。通过检查可以明确胰腺肿物位置、肿物大小、与周围大血管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CT和/或贺词公正扫描可以明确胰腺肿物是囊性还是实性、边界是否清晰、质地是否均匀、血供是否丰富。通过仔细的分析CT和/或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可以初步的判断胰腺肿物的良恶性,是决策病人是否需要手术治疗的重要手段。四、对于少数CT和核磁共振检查仍然难以做出判断的胰腺肿物则需要做超声内镜、十二指肠镜、PET/CT等进一步检查。综上所述,对于意外查出的胰腺肿物其治疗方案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外科医生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对于这类患者应该到专业的胰腺疾病诊治中心或相应的胰腺外科专业医师处就诊本文系李昂医生授权好大夫在线(www.haodf.com)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便血是大家常常遇到的情况,大家要牢记:便血只是一个症状,并非一种疾病。出现便血要积极到医院就诊,查找原因,找到原因才能得到及时治疗。 便血可以是便鲜血,便暗红色血或排黑色大便;可以是血液与粪便不相混,
2018年7月10日,宣武医院普外科正式挂牌成立首都医科大学急性胰腺炎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7月21日上午,胰腺疾病高峰论坛暨第十八届全国普通外科诊断与治疗新技术与新业务学习班在北京隆重召开。首都医科大
转自:http://www.haodf.com/zhuanjiaguandian/xwlifei_2157698470.html胰腺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主要功能是分泌胰酶消化食物和调节血糖水平。 急性胰腺炎是多种病因导致的胰酶异常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出现胰腺水肿、渗出、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 急性胰腺炎缺乏特异性的症状,发病时主要表现是腹痛、腹胀、恶心呕吐。腹痛部位以上腹部为主,疼痛可以放射到肩背部,可以是程度比较轻微的胀痛,也可以是程度剧烈、难以忍受的绞痛。急性胰腺炎的发病表现与其他很多腹部疾病,如急性胆囊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急性阑尾炎等十分相似,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因此只要是短时间内不能缓解,特别是症状还逐渐加重的上腹部疼痛,均应该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急性胰腺炎除了要根据患者的症状、体格检查以外,还要根据腹部超声、CT等影像学检查以及血、尿化验检查。血淀粉酶、脂肪酶是急性胰腺炎的特异性化验指标,超过正常值上限3倍以上考虑诊断急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的发病原因主要有三个:胆石、酒精和高脂血症。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牵头,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等8家综合医院联合完成的北京地区急性胰腺炎病因学研究显示,在过去的5年中,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最主要的病因是胆石,其次是高脂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酒精。因次患有胆囊结石、高脂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经常大量饮酒的人群是急性胰腺炎的高危人群。而暴饮暴食、大量进食油腻饮食、大量饮酒又是导致胆囊炎急性发作,血脂控制不佳的重要诱因,故此正规治疗胆囊结石和高脂血症,戒酒和避免过量饮酒是预防急性胰腺炎的主要措施。一般来说节假日期间,特别是春节期间,亲朋聚会,容易大量进食油腻饮食及大量饮酒,因此节假日之后往往是医院里急性胰腺炎病人最多的时候。 急性胰腺炎分为轻型和重型。轻型胰腺炎临床多见,病情常呈自限性,预后良好。而有大约20%左右的重症患者会出现心、肾、肺等重要器官功能衰竭以及胰腺坏死感染,病情凶险,死亡率高达20%。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救治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非手术治疗,针对呼吸、循环、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或衰竭,依托于重症监护病房,密切监护患者生命体征,予以患者加强护理,器官功能支持(例如呼吸机、床边血滤)、局部和全身感染的综合治疗等。另一部分是外科手术治疗,针对胰腺坏死继发感染。由于病情复杂多变,因此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救治体现了医院及科室的综合实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20余年来一直以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救治作为临床工作的研究重点,多年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治疗水平一直居于国内领先水平。近年来在科主任李非教授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旨在降低重症急性胰腺炎死亡率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救治体系。在重症急性胰腺炎发病的早期,我科采取积极的非手术治疗,努力保护重要器官功能。对于已经发生了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采用床旁血滤、无创和有创呼吸机支持等有效措施挽救患者生命。而到了发病后期,胰腺发生坏死继发感染后,我科采用微创外科手段替代了传统的开腹手术手术,不仅有效的清除了感染坏死的胰腺组织,还大大改善了传统开腹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的缺点,明显降低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了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愈率。
转载自:http://xiaoshublog.blog.sohu.com/209359593.html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 2012-03-29 15:27有感于近日发生的医生遇刺悲剧,重发我8年前的旧文《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各阶层各行业彼此指责互相妖魔化的局面该到终结的时候了,其实大家都是替罪羊,老百姓何苦为难老百姓。主要不是医生的问题笑蜀围剿红包的战争正在打响。某省不久前发布医疗机构及医生“索要、收受‘红包’、回扣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按此办法,凡索要收受“红包”、回扣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将面临行政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最近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负责人也宣布,卫生部即将全面开展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顿工作,最先开刀的就是医生收红包。这位负责人称,卫生部门要设立患者投诉电话,凡收红包、拿回扣的医生都将被取消行医资格。坦白地说,我对此不以为然。医疗行业确实问题多多,社会满意度确实很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医疗行业是社会满意度最低的行业之一。整顿医疗行业不正之风,必要性无庸置疑。但正因为问题多多,更不应草率为之。仅仅迫于公众义愤,不问情由,不待确诊,只就表面现象下药开刀,这不只草率,而且根本就是讳疾忌医——只不过是高级形式的讳疾忌医,它的必然结果就是转嫁矛盾,而掩盖深层次的问题。那么,深层次的问题究竟何在?用利益分析方法来考察,答案显而易见。医疗行业并不是整个医药行业中获利最大的环节。医疗行业在整个医药行业中位处下游,中游有药品经销,上游有药品生产或引进;而在整个医药行业之上,更有医药行业的监管者。这实际上是一个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中越是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是处于低端,则获利越微;正如一位专家所云,目前我国病人总体医疗费用中,医院所收的医护人员的劳动费用其实很少,在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大约在1/10~1/20之间,而这些费用也并非全部付给医护人员。就连前任卫生部部长也承认,大多数医疗技术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较低,“不能补偿医疗服务中的成本消耗,医疗机构只能从药品销售、大型医疗设备检查和开展新特项目中得到补偿,致使医疗行为扭曲。”医药行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医疗行业因为处于这个食物链的最末端,其利益最微薄,暴利都流向医疗行业之外的其他环节。譬如一具血管支架,产地美国只卖8000元,到了中国竟卖到18000元。多出来的10000元中,国家收取销售总额21-30%的税收,保守计算至少拿走3780元;另外4000-5000元为分销商所得;医院所得为仅仅5%的管理费即900元。医疗行业某种程度上类似城市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不过赚一点把药品和其他耗材品从经销商手上转送到病人手上的跑腿费而已。本来是高智力的劳动,得到的却几乎是体力劳动的报酬。这种特殊形式的“脑体倒挂”在医药行业普遍存在。几乎每个地区,都只有寥寥两到三家特大型医院、名牌医院经营状况良好,医生收入畸高。绝大多数中小医院则清汤寡水,那里的医生们,收入并不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大多面临着沉重的生存压力。但获利最少的医疗行业,却是整个医药行业中跟社会互动最多最直接的环节,仿佛整个医药行业的“形象先生”。于是,人们往往把整个医药行业的肮脏和罪恶,简单地统统归咎医疗行业,谤声蜂起,“白衣天使”就这样成了“白衣杀手”。这就是说,真相其实很清楚,并不是医生在吃人,而是一种食物链在吃人,医生不过被迫充当这个食物链的末枝器官而已。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食物链结构呢?一位专家曾披露:“高额的医疗费用主要是由药品、消耗品、器材价格的虚高造成的。其中,中间环节的分销商赚得太多了。”由此不难推导出部分答案,那就是监管者的纵容。没有监管者的纵容,中间环节的分销商根本不可能赚那么多,医药行业也就不可能那么黑。专家披露的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物价部门管医院管得很紧,但所管的都是小钱,并未管到药品器械这些高质消耗品。对这类产品,经销商向物价部门报价是多少就是多少,物价部门并未限定此类商品的价格。然而,病人花钱最多的往往正是在这类高质消耗品上。有的抗菌素1000多元一支,注射10针就是1万元;有的药20元1片,一个疗程下来就是几千元。这部分在总体医疗费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上书国家部委呼吁抑制药价的青年教师刘飞跃则提供了监管者纵容与药价虚高的具体情节:“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很显然,医药费用急剧攀升,以至超出绝大多数国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主要是医药行业中、上游环节与监管者共谋的结果。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共谋?答案四个字:利益驱动。就医药从业者而言,他们只是商人,逐利而来,岂有它哉?本来就不存在实质性的监管,他们当然要百无禁忌。就监管者而言,各个职能机构事实上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有着与一般经济主体毫无二致的强烈的利益冲动;放松监管能为它们提供广大的寻租空间,它们何乐不为!何况医药市场的不断扩张,医药产业的不断膨胀,更可以给各级政府带来两个直接的收益:其一是刺激GDP的增长,带来政绩;其二是增加财政收入,各级政府因此同样是何乐不为!以医药产业为支柱产业,以权力培育医药市场,成了各级政府的共识。这种情况下,要求加强对医药行业中、上游的监管,把其利润压缩到合理的、即社会平均利润的区间内,岂非虎口拔牙?便有了这样微妙的对比:一方面,医药产业迅猛发展——1990年以来,我国医药工业产值年均递增超过20%,既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亦远远高于全球医药工业的平均增幅。另一方面,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卫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医生负担公平性的排名中,中国位居第188位,是倒数第四位。这两种景观之间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实在颇堪玩味。可见,医疗行业固然需要整顿,但医疗行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医疗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医药行业的问题,又尤其是监管者的问题,是整个食物链的问题。仅仅整顿医疗行业,而对食物链主体置之不问,难免给人舍本逐末的印象。评估整顿的尺度只能有一个:能否提高老百姓就医的性价比,即医疗费用能否真的降下来?医疗服务的品质能否真的升上去?难道禁止医生收红包、难道整肃医疗机构就能提高老百姓就医的性价比?犹如一家宰客的黑店,单单严惩跑堂的小二就能根除宰客恶习?就能提高服务质量?鬼才相信。总之,医药行业需要根本整肃,而不能单单把可怜的医生推上风口浪尖。医生真的只是冤大头,他们既要遭受来自食物链内部的盘剥,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又要承受强大的舆论和行政压力,承受千夫所指。长此以往,难免身心交瘁。而医生是我们的生命的看守者,如果医生自己都身心交瘁,还能指望他们看守我们的生命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善待医生,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原载2004年4月29日《南方周末》
著名医学杂志《内科学文献》(Arch Intern Med)于2012年2月在线发表了一篇美国专家撰写的调查研究文章《The Cost of Satisfaction》,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满意的代